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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和形势的暂时举措,并未就关键性、实质性问题做出解答,并且建议的落实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就在昨天,还传出政府军与叛军在黎巴嫩境内激战的报道。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俄不会出席4月1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叙利亚之友”会议。此前中国也拒绝参加。俄方称,“叙利亚之友”会议并非为了叙冲突各方展开对话努力,而是在为外部干涉做准备。俄方还警告,叙利亚反对派不应将巴沙尔下台作为与政府对话的前提条件。 要求释放在押人员安南的六点建议包括叙利亚政府率先停火,每日停火两小时以便伤员转移治疗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确保记者在叙全境的行动自由、尊重法律保障的结社自由与和平示威权利,在叙利亚政府主导下实现政治对话等。法齐说,“安南已致信巴沙尔·阿萨德,敦促叙政府立即兑现有关承诺。安南强调,执行(承诺)是关键内容。”安南敦促,阿萨德政权尽快释放去年3月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以来被捕的一些在押人员。安南希望,相关各方特别是关键国家协助这些成果得到有力落实。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昨天前往之前发生激战的霍姆斯市巴卜阿姆鲁街区,承诺重建,恢复民众正常生活。巴沙尔说:“巴卜阿姆鲁将比以往更好……我们需要制定方案,告诉民众他们可以回归正常生活。” 在国家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画面上,巴卜阿姆鲁下着毛毛雨,一些民众哭泣,一些人欢呼,一名女子还拥抱了巴沙尔。 中国参加观察团未定刘中民指出,虽然安南的六点建议被叙利亚政府接受,但建议对反对派并没有影响力。在他看来,叙利亚局势短期内仍将维持僵局。“首先,西方的注意力有所转移。西方的主要大国美国、法国面临大选,这是今年他们最关注的事,从联合国主席声明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已经做出了一定妥协,西方军事干预可能性下降,对叙利亚问题的注意力可能有所下降。” 他还指出,安南的六点建议并没有指出实质性问题,即回避了叙利亚政府政权的去留、政权更迭过渡的方式。“是根据巴沙尔修改的新宪法草案进入‘多党制’,还是反对派干预进行政权过渡,这些都没有明确说明,巴沙尔的去留是焦点问题,安南的建议主要都是缓和形势的临时性举措。”昨天,安南抵达中国访问,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举行会晤。温家宝表示,中方将加大对叙利亚政府和有关各方的工作力度,呼吁他们抓住当前的重要契机,以实际行动对特使斡旋作出积极回应,并信守承诺。温家宝还指出,实现叙利亚的长治久安,从根本上要靠顺应叙利亚人民的改革意愿,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抵达中国前,安南刚刚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安南26日在莫斯科表示不要人为限定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期限,阿萨德是否下台应该由叙利亚人民自己决定。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说,他希望叙利亚的政治走向能够由叙利亚人决定,任何认为巴沙尔下台即可化解危机的看法无疑“短视”。 安南在访问俄罗斯时还希望近日内可以商定国际观察团前往叙利亚的相关事宜。刘中民认为,中俄可以帮助安南探索一个机制,就实质性问题做出解决方案。不过,针对中国参加观察团的可能性有多大的问题,中国昨天并未明确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称,中方支持安南特使为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所做斡旋努力。
南方日报讯 (记者/陈志强 通讯员/张彬 肖国初)为“捞快钱”,辞工后深夜抢劫百货店,杀害店主夫妇后,连夜潜逃到北京。不料,没到6日,就被抓获归案。昨日,东莞清溪警方向媒体通报了“3·20”抢劫案破获情况,2名犯罪嫌疑人韩某豆和王某沙全部落网。3月20日23时许,清溪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案称:在清溪镇渔梁围新居西街的某百货店内发现有很多血迹,怀疑有人被害。接报后,民警发现该百货地板上躺着一男一女,后经证实该一男一女已死亡。经核实,该2名死者是百货店的经营者,男死者名叫谢某,女死者名叫官某。 经现场勘查,2名死者身上有多处刀伤,因失血性休克致死。现场有被翻动的痕迹,其杂货店财物有损失,公安机关将该案立为抢劫案立案侦查。案发后,省、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省公安厅副厅长郭少波,东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邓志广,东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严小康先后作出批示。经专案组缜密摸排,锁定暂住案发现场附近的一临时租客韩某豆和王某沙有重大作案嫌疑。3月26日,专案组千里追凶,在北京市昌平警方的协助下,成功将作案后潜逃到北京市昌平区一建筑工地的犯罪嫌疑人韩某豆和王某沙抓获。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韩某豆和王某沙对其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查,3月8日,韩某豆、王某沙因嫌工作辛苦,从清溪镇某工厂辞工,辞工后两人生活窘迫,便密谋抢劫渔梁围新居的某百货店“捞快钱”。3月13日下午,韩购买了刀具等作案工具。3月17日晚8时许,两人来到该百货店,由韩某豆到该百货店内佯装购物伺机抢劫,王某沙在百货店门口把风。18日零时许,韩某趁该百货店店主谢某拉下卷闸门准备打烊时,先后将谢某、官某砍死,抢走4900元、1部手机、5包香烟后,逃至东莞火车东站,乘当天上午的火车逃至北京。
卫生部官员日前表示,我国将逐步限制亲属间的活体移植,引来众多读者热议——家人急需器官移植,捐还是不捐?记者调查发现,活体器官捐献者以女性居多,大多是母亲捐给孩子;若是孩子要将器官捐献给父母,父母往往反对最近,杭城某省级医院接待一对“亲属”,自称“外甥”的小伙子要给患尿毒症的“舅舅”捐献一个肾。但医院术前调查发现,小伙子与患者并非亲戚,而是企业主与员工的关系,存在买卖行为。就在上周四,中国红十字会和国家卫生部在我省开了一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总结会。会上,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以后器官移植将主要依靠身后捐献,逐步限制亲属之间的活体移植。卫生部之所以出台这一举措,除了考虑活体移植对捐献者健康的影响外,非法器官买卖的存在也是一大因素。母亲割肝救子、妻子捐肾救夫……亲属之前的活体器官移植,原本是媒体广为报道的大爱之举,如今却将逐步受限。这个消息一经本报报道,许多关心器官捐献事业的读者纷纷表达看法:家人如果急需器官移植,到底该不该捐献自己的器官?在等不到器官的条件下,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家人遭受疾病折磨?故事只要能救孩子什么办法都愿意小汤宁在肝移植患者群体中,已经是个小名人了,他是我国年龄最小的肝移植患者,在9个月大时接受肝移植;他也是至今获得器官移植运动会奖牌最多的人之一,金牌16块、银牌10块。而支持他创造了这么多生命奇迹的人,就是他妈妈汤女士。“现在看着汤宁一天天长大,觉得当时的选择是值得的。”汤女士说,当年她只有一个想法:救儿子。2000年下半年,汤宁出生。在四个月大时,被省儿保的医生确诊为先天性胆道闭锁,唯一的办法就是肝移植。每天晚上,她和丈夫守在省儿保的病房里,看着儿子的小脸,心如刀绞。经过向专家咨询,汤女士得知父母可以捐肝给孩子用,她立即去做了配型。结果显示她和儿子完全匹配。2001年6月16日,汤女士和小汤宁分别被送进了手术室,汤女士的半个肝被移植进了小汤宁的体内。移植后半年内,汤女士的身体感觉有点虚弱,不过一年后,她已经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三年后,她再次怀孕,在妊娠过程中,她的肝功能状况良好,最后足月生下一个女儿。“十一年来,我的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连感冒都很少。我相信天下做父母的,在面临我这样的情况时,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汤女士坚定地说。器官捐献者以女性居多在杭州几家具有移植器官资质的医院里进行调查,记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器官捐献者以女性居多,大都是母亲捐给孩子,或者妻子捐给丈夫的,丈夫捐给妻子的事例相对较少,不过爸爸捐给孩子的也有不少事例。对于这个现象,省人民医院泌尿外一科主任肖家全分析认为,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无私的,在面对生死抉择时,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奉献。在妻子和丈夫的问题上,丈夫常常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如果是丈夫患病了,妻子常常会选择捐献。但如果是孩子要将器官捐献给父母,做父母的往往反对。杭城出租车司机王勇的妻子在2008年被查出患有尿毒症,为了延续生命,王勇的妻子每个月都有三天需要骑着电瓶车到医院去做血透,但是长期做血透并不是办法,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肾移植。为了等到合适的肾源,王勇的妻子确诊后就开始在医院排队等待肾源,曾经有两次他们接到了医院的通知,作为替补队员等待移植,遗憾的是两次都没有替补上。看到父母痛苦的等待过程,王勇的儿子一度提出给妈妈捐献出自己的肾脏,但是遭到王勇的拒绝。王勇说:“儿子刚刚参加工作,没有结婚也没有生过孩子,人生刚刚开始,如果让他把肾给妈妈,对他身体肯定有影响。出于这点考虑,我们做父母的心里无法安宁,绝对不能要他的肾。”不过记者昨晚获悉,在等待了4年后,王勇的妻子于今年年初终于等到肾源并做了移植手术,目前恢复得不错。调查10名受访者均表示愿意活体捐献汤女士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对于国家卫生部表示将限制活体器官捐献的问题,本报进行了一个小范围的调查,10名受访者都表示愿意活体捐献,在提到捐献的原因上,主要分成两类意见。第一类表示,如果疾病比较急,需要马上移植的,已经无法等待了,只要自己能配型成功,一定会捐。第二类表示,如果疾病不是非常急的,不是马上需要移植的,会和家人一起等待别人的捐献,如果一直等不到合适的器官,也会在最后关头捐献自己的器官。在关于器官捐献可能带来身体的伤害上,受访者都表示,不能眼睁睁看着家人去世,在别的办法都无效的情况下,如果器官移植是唯一的办法的话,一定会去尝试。因为不捐,家人马上就可能离开人世,自己如果捐献了,即使有身体损害,也不是马上能看到的,救命和可能有害之间,还是救命更重要。探讨活体移植对捐献者有一定影响“我觉得从伦理上来说,活体器官捐献对捐献者来说,是一种有创的手术。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家卫生部出台这种考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浙医一院肾病中心副主任吴建永主任医师说,关于器官捐献者的身体状况,一直是国内外医学界的一个研究点。肖家全主任说:“除了对捐献者的伤害,其实也存在其他风险。”在器官移植前,往往会做一个配型,但是这个配型只是减少超急性排斥的可能性,在器官移植入受者体内后,还会存在一个急性排斥,如果处理不好,可能移植就不成功了,对于捐献者来说,就达不到最初的目的了。吴主任介绍,欧美等国家早在50年前就开展了对活体器官捐献者身体状况的跟踪随访,主要关注三个点:捐肾者会不会得尿毒症,寿命会不会变短,生活质量会不会受到影响。通过多年的跟踪,发现捐献肾脏和尿毒症没有必然联系,捐献者和没有捐肾的人,患尿毒症的概率是一样的。寿命上,捐肾者的寿命并没有缩短的迹象,反而存在一些长寿的人,吴主任说,这可能和捐肾者会比没有捐献的人,更关注身体的健康,在生活中也会比较小心。生活质量上没有大的区别,不过捐肾的人,在心理上比没有捐肾的人,多一层心理顾虑,感觉自己是少一个肾的人。活体移植是一种补充来源“我们医院是从2001年在郑树森院士领导下开展活体肝移植的,至今已经开展了1100多例肝移植,其中大约有15%的移植者是活体肝移植,在器官短缺的现状下,亲属之间的互助捐献,还是一个重要的器官来源。”浙医一院医务科科长、肝胆胰外科医生徐骁教授说。从开展活体肝移植以来,浙医一院就同时对移植者以及捐献者进行身体随访,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捐献者身体不好的情况。徐教授介绍,和别的大器官相比,肝这个脏器的代偿功能比较强,一般术后一周肝功能就基本恢复,术后3个月肝实质体积增大到正常的70%以上,半年就能接近100%。“从医学的初衷出发,活体器官捐献给健康捐献者机体带来一定的损害风险,但是如果从家属的角度出发,就很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捐献了。”吴建永主任说,等待捐献的人在生死线边的徘徊,作为家人如果捐献造成的影响并不是马上可以见到的,所以两害相较取其轻,大多数家人都愿意捐献器官挽救死亡线上的等待者。关键是要做到规范化“许多人会把活体移植的重点放在捐献者的健康上,其实还要注意防范地下器官买卖。”肖家全主任医师表示,卫生部之所以出台这一举措,除了考虑活体移植对捐献者健康的影响外,非法器官买卖的存在也是一大因素。在活体捐献的操作上,要遏制非法器官买卖,专家们一致认为关键是要做到规范化,把影响降到最低。徐教授说,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到具备手术资质的医院去做,因为活体移植和别的移植不同,相当于要同时做两台手术,如果技术不过关,对捐献者和受者来说都是一种伤害。在活体捐献的把关上也必须严格。吴教授说,美国就存在一些第三方机构,专门给捐献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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